一张“文革”期间的《机要文件交寄单》

一

这是一张“文革”期间的《机要文件交寄单》，品相尚好，尤其是相关戳记均极清晰，文字资料齐全，机要通信信息完整，可以说，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文革”邮政史料，是一件真实记录了“文革”时代特征的“文革”文物,尤其是一件罕见的“机要”专题邮品。

说它“罕见”，是因为依据相关保密规定，这一张《机要文件交寄单》的归宿本应是在严格监督之下“赴汤蹈火”——或投入熊熊烈焰之中化为灰烬，或进入化浆池成为造纸原料，不能在人世间留下它原本的面貌和印迹。因为，当它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严格的保密纪律条款就已经决定了它必须按照既定程序，最终走向销毁的最后结局。

然而，天网恢恢疏而漏之，抑或因为“文革”的动乱，抑或是相关人员疏于职守，总之，鬼使神差，阴差阳错，未知的因由，不明的缘故，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世事动荡，天地沧桑，岁月变迁，风雨洗礼，这张使用于“文革”期间的《机要文件交寄单》竟然出人意料的留存了下来，应该说，邮缘天成，历史造化，弥足珍贵，可遇而不可求！

笔者悉心搜集、收藏、研读机要通信及相关邮品，但本文“文革”时期《机要文件交寄单》仅见仅藏该一件，从未见有类似披露。至于“文革”时期之前之后的该同类机要邮政用品则一无踪影，一无所获，应无一丝可能。因为，只有极为特殊的“文革”时期特有的动乱，才有该《机要文件交寄单》流出和存世的可能。至于“文革”之前之后，不存在任何违反保密纪律导致泄密失密的缝隙和漏洞，因而，类似本文《机要文件交寄单》相关密件流出的几率几乎为零，因而，无见、无获、无藏，皆属正常。

由此可见，该《机要文件交寄单》的存世还真要“归功”于“文革”，因为“文革”造就了它的存世，否则，它不会“幸免于难”。作为理应销毁而未销毁的密件流入社会，这在客观上就是泄密和失密，属于重大政治安全责任事故，这在机要通信领域绝对不允许出现，“文革”的负面影响和严重后果，由此可见一斑。当然，本文所述该单早已达到解密时限，已经不在保密范围了。

二

在谈“机要”之前，先要明确“机要”的定义及其相关概念。

机要通信是国家保密通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邮政承担的一项政府职能，是党和国家赋予的一项特殊政治任务。机要通信业务专门传递党和国家保密的文件、资料和其他物品，内部业务处理统称“机要邮件”，“机要邮件”又称“机要文件”，简称“机要件”。

所谓“机要件”，指通过机要通信传递的国家秘密载体和经原国家邮政局，现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批准寄递的其他重要物件的简称，具体包括：涉国家秘密的相关载体，即：以文字、数据、符号、图形、图像、声音等方式记载国家秘密信息的机要文件、机要刊物、机要物品（含磁介质、光盘，如计算机硬盘、软盘和录音带、录像带等）以及政法部门必须按机要件寄递的案件物证材料、相关证据等。

在机要通信业务中，封装机要邮件的专用邮袋称“机要邮件袋”或“机要文件袋”，简称“机要袋”，牵涉机要通信的邮政公事称为“机要公事”，专门寄递、传输机要件的通信业务即“机要通信”，从事、服务于机要通信业务的人员称为“机要业务员”、“机要通信员”或“机要收发员”，简称“机要员”。

 1957年4月1日，邮电部从军邮局接办机要通信业务，执行原机要交通总局规定的密级划分标准，即：机要函件分为绝密、机密、秘密三级密级，这一标准现今依然适用。机要通信条例规定：“机密”级别（含）以上的机密级、绝密级文件必须由机要通信局传递，秘密级可以交由地方邮政按普通给据邮件挂号寄递。

从集邮收藏角度而言，三个密级的实寄邮品，其中“绝密”级别的实寄封收集难度最大，难度系数为★★★★★级，通常情况下较难见到和收集到；“机密”级别次之，相对收集较易，难度系数为★★★级，只要下功夫，一般尚能收集到；“秘密”级别很普通，难度系数为★级，几乎等同于普通挂号信，一般都可以收集得到。

三

本文该《机要文件交寄单》规格15mm×12.50mm，以红色单色印制，纸质极薄，十分绵软，以便于几联单复写。其上方正中为“文革”时代典型特征印记“最高指示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下为“机要文件交寄单”，以上文字分三行排列，字体分别为黑体和宋体；其左、右两侧分别为该《机要文件交寄单》的相关单式编号和接收邮政日戳：左上角印有国内邮件业务单式统一编号“邮（5008）”，下方盖一2.70mm×1.50mm带框两格蓝黑色长方形名章，章内上下两格的文字分别为“上海市机要通信局整付另（零）寄许可证”、“第248号”；右侧接收日戳位置点线圆圈处盖“上海 1969.7.16.18.机要”邮政日戳，上下月牙内分别为机要专用代号“甲”和上海市机要通信局机要营业处戳具编号“3”。

图1

该交寄单由上往下依次为“寄件单位”、“发出日期 年 月 日”、“第 号”、“第 页”、表格式的机要文件详细登录内容：“格数”、“收件单位名称及住地”、“号码”、“件数（密级）绝（密）、机（密）、秘（密）”、“形状”、“发件单位”、“资费”、“机要通信编号”、“备注”，沉底两格为“本页合计 件”、“文件资费”、“本号单共计 页 件”、“接收人（章）”，表格下边是“登记人”、“送件人”签名处（图①）。

该《机要文件交寄单》使用于“文革”形势正“烈”的1969年7月份，但其上所记录和体现的机要文件的交寄项目，依然认真规范，“上海市机要通信局整付另（零）寄许可证”章、接收邮政日戳、接收人名章均极清晰完整加盖于规定位置，该单所列机要文件的“登记人”和“送件人”均在规定位置签名，预印格式要求填写的内容均逐项写明。从该交寄单纸面看，“文革”在社会上引起的动荡乃至动乱似乎没有影响邮政业务的正常运转，最起码，牵涉党和国家核心秘密的机要通信业务未受到干扰。

该交寄单上记载的是上海一0一厂于1969年7月16日向阜宁县革委会、江苏省连（涟）水县革委会、重庆市建筑工程部、南京市劳动保护用品厂等四地“革委会”和相关部门发出的“机密”级机要文件4件，均为“信件”“形状”，编号分别为：138（1334）、139（5）、150（6）、149（1337）（括号前为挂号邮件单据号码，括号内为机要通信邮件号码——每一机要件寄递过程中同时拥有邮政和机要两个系统的各自编号）该4件机要文件邮寄资费共计0.96元人民币。

查1969年邮政业务基本资费，函件起重资费20克，外埠0.08元，挂号费0.16元，挂号邮件资费计0.20元。按照相关规定，“机密”级别（含）以上的机密、绝密级文件必须由机要通信传递，该单所列4件属“机密”级，所以均按机要通信挂号邮件交寄，另加收“机要保密费”每件0.04元，该4件机要文件邮费、挂号费、保密费共计0.20元×4+0.04元×4=0.80元+0.16元=0.96元，交寄单上“文件资费”栏填数为0.96元，与当时的邮政业务基本资费相符。

1969年是“文革”深入进行“清理阶级队伍”、查挖揪斗“地富反坏右”等“阶级异己分子”的高潮期，该4件机要文件以“信件”且起重资费交寄，推测其内件可能是只有一纸盖有党委公章的“调查函”信笺或公函，4件机要件中的3件寄往上海附近省份（阜宁、涟水、南京均属江苏省），故有可能是核查本单位某些人员家庭成分或历史政治问题的“调查函”，待收到反馈情况或依据，用以分清“敌我”，确定“专政”对象，但也有可能是对外单位发来“调查函”的简单回复。

原上海一0一厂是生产音响、视屏产品、电子元器件、雷达及配套设备、 广电通讯设备的大型国有企业，当时其主导产品“红波”、“海燕”牌等多型号电子管、晶体管收音机十分紧俏、非常热销，很受上海广大市民群众的欢迎，市场供不应求，需求旺盛。但关乎“阶级斗争新动向”的重大政治性事件仅以寄发公函调查，而不是“文革”初、中期以“外调”为名、行公款旅游之实，动辄大批人员走马灯般的出差外调潮，可见该厂当时生产秩序基本正常，尚未严重动荡，“抓革命”并未影响“促生产”。

四

机要通信业务是由国家机要部门通过机要通信或派专人送取的机密邮件传输形式之一。机要通信作为一种特殊的邮件种类，有着专门途径和手段保障其绝对安全，有着与普通邮件完全不同的特殊一整套专门交寄、分拣、投递、接收方式，有着严格的业务流程和规章制度用以做到万无一失。

机要通信业务的常规程序是：

1、发件单位要有专人（机要员）将需要发出的机要件送到当地邮政机要通信部门，按给据邮件办理交寄手续，同时取得该《机要文件交寄单》其中一联；

2、当地机要通信部门汇总机要件（附该《机要文件交寄单》其中一联）通过专门渠道专人送达本省省会城市，由省邮政机要通信部门登记接收；

3、省邮政机要通信部门派出专人将机要件（附该《机要文件交寄单》其中一联）转送达目的地省份省会城市，交当地机要通信部门登记接收。然后，两种方式按其一：一、按址投交，派机要业务员专程送达接收单位；二、或局内投交，由机要件接收单位派专人携三证一单（收件单位证明、机要员工作证、机要通信自取证、领取机要邮件通知单）专程来局自取。

机要件除必须符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家保密局（中央保密委员会办公室）、原国家邮政局（现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有关保密安全要求（如：机要件应通过机要交通、机要通信或指派专人传递，不得通过普通邮政渠道传递；机要营业地点不得临街开设；机要邮件处理场所与外国驻华机构保持一定安全距离；机要件封闭作业，与普通邮政邮件业务严格分开，不得在同一场合，严禁混合处理；不以普通邮袋装放机要件，要使用机要专用袋；封装、开拆机要袋必须双人会同处理；机要件派押邮路必须双人押运；火车接发必须配备双人；不得利用委办汽车（客车）押运机要件；为避免损伤机要件，机要件不实行贴邮票方式付费（初始为贴邮票）；机要件收寄不检视；要杜绝非机要件图谋安全、快速、低资费等特性而流入机要通信业务······）等常规规定外，其与普通邮政给据邮件的最大区别和关键不同在于：普通给据邮件除收寄、投递两个环节是双方当面交接外，其余环节多为“单”（清单）随邮件，人、单（清单）交接，双方人员不一定见面，另一方依单接收即可；而机要邮件的寄递则要求机要员“全程携带（机要邮件）”、“（机要邮件）始终随身”，寄递过程站站有人，环环见面，交接时人手面签，每一站双方必须当面点数勾对签章，准确、认真、清晰、逐项填写《机要文件交寄单》。

所以，《机要文件交寄单》上特别设有其它给据邮件单式上所没有的“送件人”、“接收人”等责任人签名或盖章栏目，依据“送件人”、“接收人”、“登记人”等环环相扣的责任岗位，严格杜绝任何泄密、失密等严重事件。退一步，即便万一发生泄密、失密事件，也可依据上述环环相扣责任岗位及时查明原因、迅速采取补救等应对措施、最大限度将后果降至最低，泄密、失密等危害降至最小程度。

五

机要通信是党和国家保密通信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党对于机要通信历来十分重视，自始至终将党和国家机密置于生死攸关的重要地位。毛泽东同志于1941年给中央军委机要处亲笔题词：“保守党的机密，慎之又慎”，这一指示之后成为党和国家机要工作的最高准则。1951年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再次强调：“必须十分注意保守秘密，九分半不行，九分九也不行，非十分不可”。

图2

机要通信始于中共建党初期的秘密交通线，正式以章程条例实施于1932年5月1日中华苏维埃邮政总局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成立之时（图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成立60周年纪念邮资封·江西省瑞金县叶坪邮政所实寄封）。机要通信历经长期艰苦革命岁月的洗礼，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发展、壮大，至党中央由西柏坡进入中南海，定都北京，建国初期已经形成安全、健全，完善、完备，成熟、严密的机要通信网络和科学运行机制。

而今，机要通信四项基本制度：“交接验收、勾挑核对、平衡合拢、安全携带”；五项处理原则：“严密制度、手续清楚、责任分明、收发相符、有据可查”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传统规章制度，以及新形势下制定的秘密载体保密管理四原则：“严格管理、严密防范、确保安全、方便工作”等一系列切实有效的规章纪律和先进优越的硬件设备、现代化作业环境，为落实机要通信工作的指导思想：“通信质量第一、政治服务第一、社会效益第一”更是提供了保密、可靠、安全、效率、万无一失的有力保障。

由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机要通信与时俱进，为保守党和国家秘密，保密条例中新增加了“不得利用公众媒介传递和传播国家秘密信息”的相关内容。

六

机要通信伊始，就是中共隐蔽战线的重要一翼。1927年秋，共产党中央以董必武、周恩来为核心的中共特科成立，先于国民党“中统”一步（“中统”成立四年之后“军统”成立），因而能够处处占据主动，在国民党的情报队伍中，自下而上、直至最高层，“国防部”乃至“蒋委员长”的身边，始终有共产党员的身影，因之，国共两党博弈、两军对决，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尽管武器装备各种物质条件远劣于国民党和“国军”，然而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直至最后全面胜利，中华建立新中国，中共成为执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战线工作，即便放眼世界谍战史，也堪称出类拔萃，成绩一流，独具特色。这与中共的隐蔽战线向来有着极其严格、极为严密的保密规则不无关系，而机要通信是其中极其关键的重要一环。

“共产党是铁的纪律，隐蔽战线是钢的纪律。”历经艰险、生死穿越、无数次圆满完成攸关党、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机密传递任务的机要通信，是这一纪律准则的最好诠释和杰出体现的集中代表。

昔日战争年代的地下交通线，今天新中国的机要通信业务，人们日常几乎从无接触，因而知之甚少，似乎披有一层神秘的面纱。然而，看不见的战线，没有硝烟的战场，历来是刀光剑影、惊心动魄的生死一线之地。我们从文艺作品和影视剧中可以看到扣人心弦的紧张谍战情节，堪称悬念迭出，剧情跌宕，腥风血雨，九死一生，但仅仅只是隐秘战线冰山一角的艺术化展现，其与真实谍战的复杂性、严酷性、残烈性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完全不可想象和类比。

国脉所系、传邮万里；披荆斩棘、传递机密，共和国的绿衣卫士以他们大智大勇、无私无畏的默默奉献和辛勤付出，为民族强大和国家鼎盛的强军强国中国梦而添砖加瓦，贡献力量。

只因为研读一张“文革”时期的《机要文件交寄单》，笔者走进尘封的历史，感受波澜壮阔的年代，通过诸多文献和资料，始对“机要”有一明晰的概念并生敬畏之心，尽管浅尝辄止，蜻蜓浮水，但心灵被震撼，思想受教育。

一张“文革”时期的《机要文件交寄单》，让我们看到了机要通信的重大使命和惊险传奇，让我们看到了机要背后的无数故事和诸多新异，让我们看到了机要员工的崇高境界和闪光业绩，让我们向他们致敬！为他们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