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利以往的出场是伴随着众人仰慕的目光和媒体的闪光灯。与往常一样，李旭利这次登场依旧让媒体聚焦，只是这次不同，他是以犯罪嫌疑人的身份登场。
2012年6月12日，原交银施罗德投资总监李旭利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一案，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下简称：上海市一中院）开庭审理。即便是以犯罪嫌疑人的身份站在被告席，但李旭利在庭审期间的谈吐仍然显得冷静。
不过，在当天的审理中，上海市一中院并没有当庭宣判结果。李旭利的辩护律师表示，按照立案之后45天判决，大概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知道判决结果。“如果判决有失公允，那么不排除继续上诉。”该朱姓律师透露：“他目前精神状态很好。”
买入工行建行获利千万 是否指控操作成案件关键
在6月12日的法庭现场，公诉人指证材料显示，在2005年8月至2009年5月期间，李旭利担任交银施罗德投资决策委员会主席、投资总监，2007年8月开始兼任该公司交银施罗德蓝筹股基金基金经理。在此期间，李旭利参与交银施罗德公司所有基金的投资决策，并对蓝筹基金的资金进行股票投资拥有决定权。
2009年4月7日，在交银施罗德旗下蓝筹基金、交银施罗德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进行股票买卖的信息尚未披露前，李旭利指令时任五矿证券深圳华富路证券营业部（现为五矿证券深圳金田路证券营业部）总经理李智君，在李旭利控制的“岳彭建”、“童国强”证券账户内，先于或同期于李旭利管理的蓝筹基金、成长基金买入相同的“工商银行”、“建设银行”股票，股票交易累计成交额人民币5226.38万余元元。同年6月间，李旭利直接将上述股票全部卖出，股票交易累计获利额人民币899万余元，并分得上述股票红利人民币172万余元。
检方认为，李旭利系基金管理公司的从业人员，其利用职务便利获得该基金公司尚未公开的信息后，违反规定，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交易活动，情节严重，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之相关规定，应以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追究刑事责任。
对于检方的指控，李旭利当庭予以辩驳。他表示，自己并没有对李智军进行“指令”。
“有一天，李智军给我爱人打电话，说股市现在还不错，可以买点。你们这么大的资金放着，不如帮我们营业部做点量”李旭利说：“我就接过电话跟李志军说，如果做量就找大盘股，工行和建行可以。但不要买太多，二三百万股就可以了。”
而李旭利在法庭上表示，直到2009年6月才发现自己账户已经被买工行和建行股票。
对于公诉人的质疑，李旭利毫不掩饰的说：“持股比例10%以下的账户，我不关心。”
同时，网易财经也在昨天的现场了解到一份关于李智军的口供，他表示，在2009年初，营业部客户交易量减少，想多做交易量。就给岳雪梅打了个电话，后来她让我帮忙代为操作股票交易。密码也给了我。中途一个男人接电话，我们只讨论了股票抛售，没谈买卖。在这份供词中，李智军表示，知道证监会调查，才知道跟他讲话的这个人就是李旭利。
内幕交易或涉及51只股票 目前尚无定论
除上述之外，李旭利还接受了其他指控。根据相关人员提供的材料显示，其在交银施罗德期间，用非公开信息交易涉及的股票就达到了51只。
李旭利表示：“最初开户的资金主要是爱人的嫁妆、她哥哥的资金还有自己约300万元的工资存款。”
但在此后的股票交易中，李旭利频频获利，到2008年末，已获利超过8000万元。而根据上海金侦调查，在2005年至2009年期间，李旭利利用非公开信息交易涉及股票达51只，成交金额超过2.9亿元。
根据法院提供信息，李旭利在抓捕期间，其个人账户冻结人民币9000余万元、港元账户250万余元。
事实上，李旭利在2009年之前的账户已经停止交易，直到2009年4月7日，才开始下单工行和建行。
而目前，检查机关起诉针对的也是这两笔交易。因为，2009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正式通过并施行后，“利用非公开信息交易罪”正式入刑。
在李旭利担任重阳投资首席投资官期间，李旭利的个人账户也发生过类似跟仓行为。
据了解，重阳投资曾重仓华侨城A，李旭利的几个账户也先于重阳投资购买了该股票。
上海警方开始对相关的人员进行调查，范围包括了开户涉及的相关人员，比如被借用身份证开办账户的两个人。在调查过程中，两人皆表示不清楚身份证被借用后的用途如何。
虽然李旭利的律师在法庭上为其做无罪辩护，但不少业内以及法律界人士均表示“难逃此劫”。
“我不能说是完全无辜的，但是我也不是主观恶意。”在最后的陈述中，李旭利如是说。
案件的辩论点主要有4个反面：第一李旭利是否有给李智军下指令，进行股票交易；第二，李旭利给出的“买点工行、建行的”的投资建议，是基于个人专业判断，还是利用个人职务之便掌握的基金公司建仓信息而做出的；第三，李旭利的行为，是否损害了基金持有人的利益；第四，对于李旭利涉案金额的认定究竟是多少。
由于交银施罗德是当年4月9日买入的工行、建行，4月6日或者4月7日的这通电话，成为案情的关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李旭利律师表示，目前除了李旭利本人的口供，并无其他证据证明主观故意和客观事实。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该律师表示，现有证据不能形成有效证据链。能够用以被告人李旭利指令的证据只有被告人的口供。
庭审结束后，李旭利辩护律师在法庭外告诉媒体，按照立案之后45天判决，还需要等一个月左右，就能出审判结果了，如果审判结果有失公允，不排除继续上诉。
从公募到私募 明星基金经理李旭利的人生
1998年，李旭利在获得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经济学硕士学历后，并没有中规中矩的进入中国人民银行，而是南下深圳，开始参与筹建国内第一家公募基金公司——南方基金。
李旭利进入南方基金后曾担任研究员，不到2年时间凭借出色的业务水平，很快升任为基金经理助理，并在2000年成为南方基金旗下“天元基金”的基金经理。这一年，他26岁。
在基金经理频繁跳槽的年代里，李旭利在南方基金的基金经理位置上一呆就是4年之久，被业内称戏称之“史上最长寿基金经理”。
直到2004年，年仅30岁的李旭利，已经摇身成为南方基金的投资总监。
2005年，李旭利突然宣布辞去南方基金所有职务，辗转上海，筹建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公司（下简称：交银施罗德），并出任投资总监。
业内对于李旭利的“战绩”依旧给与较高的评价。特别是2006年10月7日，李旭利率领交银施罗德投资部，在工行A股上市当日以3.4元的低价重仓买入，2个月后，在工行首个触摸涨停板的时候卖出，凭借此单，交银施罗德获利超过100%。
2009年5月，春分得意的李旭利再次“出走”，当时他直接掌管交银施罗德基金的资金规模已经超过百亿元，这次再度让业界哗然。
不过，这次李旭利决定创业，而与其合伙的便是如今资本市场的“大鳄级”人物——裘国根。两人合伙出资3000万元，创办了“上海重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简称：重阳投资），裘国根担任投资决策委员会主席，李旭利出任首席投资官，主打“重阳5期”的操作。新产品开始募集后，短短30多天便吸引了接近11亿元的资金追捧认购，创下了国内单只私募产品募集规模的新纪录。
但不到1年时间，上海重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2010年10月25日发布公告：“重阳投资首席投资官李旭利先生由于身体原因和自身的安排，已于近期辞去公司的职务，正式离开重阳投资。”
就在李旭利离开重阳投资的1个月后，李旭利涉嫌“老鼠仓”一事被逐渐浮出水面。
2011年8月13日被上海市公安局在北京石景山海航大酒店对李旭利进行抓捕。同年8月26日被行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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